《瓷螺居月饼录》左上杭仁金沙月的“文毛”，意即9角钱一包

1933年印刷的《瓷螺居月饼录》

《瓷螺居月饼录》荷兰豆鸭腿月的“丨相互依赖”，意即1.2元一包

一、“瓷螺丰厚月”名符其实，十元5毫洋

上回刊发《清光绪的月饼》(见《羊城晚报》9月15日A8），深圳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友情北京青年报，其中一幅“清光绪瓷螺居的各式月饼”，出自文仕文化的珍藏文献《瓷螺居月饼录》，这是1933年中秋期间深圳知名小食店瓷螺居印刷的册子。

今天让他们打开这本册子，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深圳，看看当时的月饼单价几何。

《瓷螺居月饼录》里面有两张《丙午中秋月饼价表》，抄录如下：

瓷螺丰厚月十元5元

梅山伴月十元3.2元

瓷螺居上月十元2元

桂子蟾蜍月十元2元

四黄五仁月十元1.3元

白唇五仁月十元1.4元

花生豆腐月十元1.4元

荷兰豆鸭腿月十元1.2元

鸡油白唇月十元1.2元

金风腊肠月十元1.2元

银河瀑十元1.1元

西施醉月十元1.1元

金腿香月十元1.2元

金银清汤月十元1.1元

精品五仁月十元1元

鲜奶椰蓉月十元1元

五仁上甜月十元9毫

什锦上咸月十元9毫

杬仁枣蓉月十元9毛

南没药肉月十元9毛

莲子花生酱月十元9毫

杬仁金沙月十元9毛

细心的朋友对照本文插图，可能会提出疑问：咦，不对啊，“梅山伴月”没错写的是“丨相互依赖”，“四黄五仁月”没错写的是“丨广济”，“荷兰豆鸭腿月”写的是“丨相互依赖”，“蟹黄五仁月”与“花生豆腐月”写的都是“丨×元”，另两张图上的“南没药肉月”、“杬仁金沙月”、“杬仁枣蓉月”，价位都是“十元文毛”，并不是“十元9毛”啊！

实际上，这是旧社会比较流行的一种位数手写方式，“×”则表示“四”，“文”则表示“九”，当两个位数既有有理数又有十进制时，就用阿拉伯位数或者竖杠来则表示有理数，用大写的位数则表示十进制。三个竖杠和两个“二”，就是3.2；两个竖杠和两个“三”，就是1.3；两个竖杠和两个“×”，就是1.4。如果他们不了解这种手写方式，那就会得出错得离谱的推论，由莱舍一元零一元一包的月饼当做十几元一包，由莱舍广济零一元一包的月饼当做一千多元一包。

好，那时搞明白了白条上的位数，他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个推论：在1933年的深圳，瓷螺居推出的二十多款月饼，最便宜卖给0.9元一包，名符其实卖给5元一包，平均单价是1.5元一包。

当时深圳的月饼，一般四个装一包，一包刚好每斤。这种斤比那时的公克稍微大一些，那时每斤是500克，那时候每斤整整600克（那时台湾菜市场的余斤也是整整600克）。有的是商家为了吸引顾客，会把月饼体形做大，一包月饼做到每斤四两重，但仍按每斤去卖，俗称“加头”。同时还有体形特别大的月饼，两个顶普通月饼好几个，旁边再放七个小月饼，装到两个盒子里，称为“梅山伴月”。这种包装的月饼分量足，价格自然比较贵，例如瓷螺居的普通月饼十元只卖1元左右，而“梅山伴月”则卖给3.2元一包。另外还有一款“瓷螺丰厚月”，十元5元，比“梅山伴月”还要贵，应该是很中高档的月饼。

二、很多穷人买不起月饼

那时他们订购中高档月饼，譬如说某个品牌的鲍鱼月饼和冰激凌月饼，一包不到一公斤，要价可达千元左右。80多年前的深圳瓷螺居最中高档的月饼才卖5元一包，难道是指5块裂花一包吗？

其实不是。从1912年到1935年，深圳流通最广泛的货币不是裂花，而是毫洋，所谓5元一包，指的是毫洋5元。

裂花包括很多种。那些印着袁世凯肖像的“袁大头”、印着孙中山肖像的“孙小头”（有的是地方称为“孙大头”），以及源自墨西哥的“鹰洋”、源自香港的“港洋”、源自英国的“站人洋”，以及清末铸成的“庆云”，大小相差无几，重量相差无几，含银量相差无几，购买力也相差无几，它们统统都被叫做裂花，在华北地区、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都很受欢迎。

毫洋不同于裂花，它是清朝末年广东造币厂铸成的银币，面额只有两角，时说“双毫”。进入清光绪，又铸成了面额五角的“五毫”、面额一角的“单毫”、面额五分的“半毫”。总而言之，这些银币或者镍币（半毫属于镍币）的面额都不足一元，统称为“毫洋”。

理论上讲，10枚单毫或者5枚双毫应该与1枚裂花等值，但是毫洋含银量偏低，需要12枚单毫或者6枚双毫才能兑换1枚裂花。上世纪20年代，滇系军阀和桂系军阀入主广东期间，改铸的新毫洋含银量更低，需要16枚单毫或者8枚双毫才能兑换1枚裂花。

换句话说，毫洋没有裂花值钱，没有裂花的购买力强，一块裂花能买的东西，毫洋要花一块多。按照1933年10月深圳市面上的兑换标准，裂花100元可换毫洋128元。

不过跟那时的人民币相比，毫洋肯定还属于贵重货币。据1933年署名玉昆的一篇调查报告《深圳近郊的农村生活》记载，1931年用5.2元毫洋能买100斤大米，1932年用4元毫洋能买100斤大米，1933年用4.2元毫洋能买100斤大米。照这个标准估算，毫洋1元至少相当于那时人民币70元。

前文说过，在1933年中秋，瓷螺居月饼十元平均单价1.5元，折成人民币大约是100多元。中高档月饼“瓷螺丰厚月”十元5元，折成人民币大约是五六百元。

单靠粮食价格来换算，肯定很不科学，要想搞清楚清光绪的月饼是否很贵，他们还要了解一下当时老百姓的收入是什么水平。

1934年9月，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出版《深圳工人家庭之研究》一书，该书记载了1933年深圳劳工的月薪状况（毫洋）：

熨衣女工每月1元到5元

裁衣女工每月11元到15元

纺织女工每月11元到25元

电机修理工每月46元到50元

糕饼师傅每月21元到31元

饭馆学徒每月1元到5元

饭馆厨师每月10元到60元

工厂司机每月41元到50元

车床技工每月10元到40元

水厂水管工每月40元到60元

建筑工人每月25元到40元

油漆工每月35元到45元

码头力工每月6元到30元

深圳市区总人口104万，其中劳工大约73万，多数家庭每月总收入在15元到50元之间。

这些位数告诉他们，底层劳工不吃不喝，两个月的薪水只够买一包到几盒普通月饼；技术工人收入高一些，但是一包单价5元的中高档月饼也能占到他们月薪的好几成。假如这些劳工家庭为了过两个欢乐的中秋节，硬要去瓷螺居买几盒中高档月饼的话，那他们很可能要把全家人的薪水全部花出去。

还有一组数据，出自1935年深圳市社会局颁布的《深圳市平民生活调查》，说的是超过93%的劳工没有买房，住在工厂或者租房居住，他们每月的租房开销在2.9元左右，相当于瓷螺居的两盒普通月饼。当时深圳市内有政府开发的少量劳工住宅，相当于那时的廉租房，单人式房间每月租金0.8元，家庭式房间每月租金4元，水电费均已包含在内，不另收取。也就是说，在瓷螺居买一包最便宜的月饼，可以在廉租房社区里租两个月的小单间；买一包最昂贵的月饼，则超过两个家庭在廉租房社区租房一月的全部开销。

所以他们可以想见，清光绪时代肯定有很多很多穷人买不起月饼，或者只能去普通小食店买最便宜最难吃的月饼。

三、富商、官员和教师是当时“有钱人家”

1936年第37期《民生》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名《月饼和水》的评论，该文有一句话，我觉得丝毫没有夸张。这句话是这么写的：“月饼不过是有钱人家的一种应时点缀品。”

那么谁是“有钱人家”呢？当然是富商、官员和教师。从1912年到1937年，是中国历史上教师待遇最为丰厚的时期，深圳公立中学教师的月薪可以达到90元到120元，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时的月薪是300元，后来他收到中山大学的聘书，开出的条件是月薪280元。像鲁迅这么有钱的教师，月饼可以随便买，吃到吐都吃得起。

不过到了1937年以后，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、法币的飞速贬值，教师的实际收入在不断下滑。到了抗战胜利前后，往常雇得起厨子、保姆、听差和人力车夫的教师，已经被人力车夫看不起了。

最后请允许我再作两个总结：清光绪时代有它美好的一面，月饼款式非常丰富，商家促销也非常诱人，连月饼的名字都取得又萌又高雅。但是这一切都与广大底层百姓没有关系，他们吃不起。即使是收入曾经非常丰厚的教师，到了清光绪后期也吃不起月饼了，哪像他们今天，无论多么精美的月饼，绝大多数朋友都吃得起，而且都已经吃腻了。

不知道大伙是否能认同我的总结，如果认同，那么好，请珍惜那时的美好生活吧！

（图/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）